博鱼BOYU官方一、 问题的提出 美国和欧盟于2009年6月23日就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博鱼官方网站，要求与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墨西哥于8月21日也提出同样磋商请求。美欧申诉书中提到的原材料包括矾土、焦炭、氟石、镁、碳化硅、金属硅、黄磷和锌等。美欧认为，中国对这些产品采取的出口配额、出口税以及最低出口限价等措施对美欧利益造成损害，也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随即作出回应，表示中国有关原材料出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中方的相关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称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有关美欧的磋商请求。 美欧的申诉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一国有无权利管制本国产品出口。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今天，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类问题还会接踵而至博鱼官方网站，一旦“安全阀”失控，贸易管制被突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与据理力争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进出口贸易管制的历史角度，分析研讨WTO和我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主要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管制的理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供理论研究与实务部门参考。 二、 贸易管制：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 对外贸易离不开对外贸易管制（READE REGULATION，亦称“管理”、“规制”），因为对外贸易活动是一种涉外经济活动，而涉外经济活动必然产生涉外经济关系，在纵向层面这种关系由国家或政府颁布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调整和管理。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自古以来贸易管制一直处于商务外交的中心，早期的贸易协定在处理领土与和平问题的同时就规制贸易管理。一国政府对其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由来已久，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形式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加以规范。可以说，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管制进出口贸易，依法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维护国家的至高利益，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政府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服务贸易的准入、关税的征收、外汇的使用、商品的检验检疫等实施管制。这些管制的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其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从实质上分析都充分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处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总政策，成为政府管理和监督对外贸易强有力的工具。 以申诉方之一的美国贸易管制史为例，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经济强盛乃至独霸天下，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做了精彩的诠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靠的是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在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就力主借保护贸易走工业化道路，激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与欧洲一比高低。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和贸易管制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些贸易管制立法和政策主要包括：征收保护性关税、禁止竞争性产品进口、禁止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向制造业发放补贴和奖金、免除或返还制造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展和引进新技术和机器、加强对制成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善国内交通设施等1项措施。 随后，“禁运、战争、高关税”助推美国日益强盛。特别是保护性关税，提升为美国的核心贸易管制国策，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后，美国赢得了“自由贸易”的资格，凭借其雄霸世界的实力，开始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扮演“导演”和“警察”的角色，表明“致力于废除国际贸易中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并削减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但是，从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创建初始，“利己主义”便渗透于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国家安全”被置为美国贸易管制的突出地位，对于国家的贸易美国更是严加管制。如1948年美国针对所谓“战略性物质”拟定的一律禁止类和需要出口许可证类两张清单，包括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2700大类中的2300大类。 GATT的多轮谈判，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大旗下，一方面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植入大量非关税壁垒措施于国际多边贸易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独特地位寻求例外性待遇，着眼于打开他国市场大门从而保 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从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长期游离于GATT，以及美国与他国不胜枚举的“自动出口限制”等“灰色措施”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统计，仅在1985年，美国参众两院共提出了530项法案，其中半数以上是要求征收反补贴税、实现进口限制、提高关税以及与涉案国家达成“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的贸易管制法案。乌拉圭回合谈判及WTO的实践更是历历在目，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及传统贸易规则的修订，美国谈判团队的作为和表现无不深深打上美国贸易管制的烙印，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以上对美国贸易管制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与评介，表明美国一贯奉行的贸易管制政策，无论是在单边还是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是充分服务于美国的产业和市场的，一刻也离不开美国的国家至高利益。 三、 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符合贸易管制规则 必须指出，正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和法律对其进出口贸易进行管制一样，中国政府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政策和法律对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的论战中，西方国家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纷纷发表指责中国政府的评论，媒体也借题发挥，“妖魔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管制措施，诸如 “中国对原材料的限制扰乱了竞争，推高了国际价格，让欧美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 、“中国对炼焦煤等原材料实施的出口关税扰乱了国际市场，损害了欧美的钢铁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等等。为迫使中国政府取消业已实施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美欧还不断挑起新的贸易摩擦，加大对中国的外交抗议力度。如美国商务部随后在10天之内宣布三起针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及中国出口产品均高达1亿美元左右。同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签署法令，对涉及20亿美元、影响中方10万人就业、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等等，其贸易摩擦力度不断升级、前所未有。 以上种种论调与做法无不表明了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旗帜下一贯的保护贸易理念，以及国际规则“为我所用”、“利益至上”的惯常行径，值得我们深思、警惕与回击。中国对部分原材料的出口贸易管制真的如欧美国家所言有悖WTO规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完全符合WTO规则，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欧美贸易大国的出口贸易管制之实践，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律依据。 第一，政府管制贸易属于国际法所允许的政府一项重大社会职能（见前一部分）。 第二，政府管制出口贸易并不违背WTO的总体方针。WTO旨在“开放市场”，主要规范进口贸易措施。WTO的基本职能通常表述为“开放市场、制定规则、解决争端”。所谓“开放市场”，即指通过实施“无歧视”、“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来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放松贸易管制，给国外的进口产品与服务提供一个自由竞争、公平贸易的平台和竞技场，扫除进口贸易障碍，为进口产品与服务打开“绿色通道”。在这一总方针下，WTO致力于削减并约束关税，撤除并规范非关税壁垒，有条件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及贸易等。所以，WTO所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领域的具体协议，无不围绕着“开放国内市场”而运作。 第三，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明确规定，“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这些特定原因共计11项之多。其中“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的规定，明确授权政府对“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在必要时实施限制甚至禁止出口。可见，中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实施出口限制，完全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是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 最后，国际贸易历史上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限制、禁止出口的大量案例，也可以作为我国政府援引参照的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史上，西方贸易大国为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保护本国自然资源，对本国的重要工业原料、战略资源物资特别是战略性高新技术及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或者出口禁止的案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所谓高新 技术及产品，对中国仍实现严格的出口管制，美国仍然保留了一些冷战时期限制与前苏联等国家贸易的法律。我们赞成“公平贸易”，但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决不能接受“双重标准”！ 四、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没有违背WTO相关规定 1. WTO规则主要针对成员进口贸易管制措施。正如前述，WTO其宗旨是“开放市场”，帮助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进行商业活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和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就货物贸易的“开放市场”而言，WTO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一国的进口贸易管制措施，即：约束进口关税，约束非关税措施，对他国的进口货物开放国内市场。否则，简单地把一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与进口管制措施混为一谈，不分轻重缓急和原则例外，牵强附会一概将其置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这种理解和强求是不符合WTO“开放市场”的初衷的，也不符合GATT/WTO的理论与实践。 2. 中国实行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措施符合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众所周知，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构成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不在成员之间实现歧视待遇。国民待遇要求平等地对待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之间实现非歧视待遇。在货物贸易领域，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关税优惠，或其他与产品有关的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GATT第1条）。“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不对进口产品征收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与其他国内费用等（GATT第3 条）。WTO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针对和规范的是进口产品，通过平等对待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平等对待外国产品与本国的同类产品，达到开放本国市场之目的。显然，中国政府的相关管制出口措施及其具体实施是遵循上述规则的。 3.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鉴于禁止数量限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基本理念和奋斗目标，同时考虑兼顾各国不同的眼前利益，尤其要兼顾涉及一国国计民生大计或特别紧急情况，WTO作出了“原则+例外”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GATT第11条）。认真研究不难发现，WTO在规定了“普遍禁止”的同时，又作出了几项重大例外规定。其中一个规定，就是当涉及出口产品“国内供货短缺”、“可用竭的资源”、“农林渔矿产品”等，在一国国内市场“紧急”和“必须”的情况下，出口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限制产品出口。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WTO“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 4.中国政府所采取之措施还完全符合WTO货物贸易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和第21条“安全例外”之规定。WTO货物贸易法（GATT）有关“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特别是其中“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贸易管制措施的例外规定及我国的贸易管制实践，与WTO货物贸易法“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也符合WTO的宗旨和实践。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原材料出口实施一定的出口限制，是依法行使其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为，这些措施既遵循了我国外贸法的规定，也符合WTO的规则，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同时，与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完全一致的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博鱼官方网站，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一、概述经过十五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16条的第4项规定，“各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根据该规定，各成员方的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得违反wto一揽子协议的内容。《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67条写明，“中国一贯忠实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以便全面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
因此，通过立法机关对与wto规则不符的旧法的废止、修改以及制定完全符合wto规则的新法成为中国作为wto成员需履行的主要义务。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加入wto三年来，为履行我国的承诺，立法机关已经清理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其中通过人大、国务院和各部门修订了320多件，废止了830多件，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各个方面。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共清理出有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并根据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分别对其进行了修改和废止。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举措则是对外贸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通过。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有很多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且业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随着我国加入wto，开始履行wto的条约义务，对外贸法进行修订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新的对外贸易法经讨论已于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贸法为11章70条，比旧的外贸法增加了3章26条。新的外贸法修改和删除了与中国经济与贸易现状不相适应的内容，依据wto的规则，包括wto的基本原则，贸易领域的有关协定以及中国的承诺和当前的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新的外贸法有些内容仍然十分抽象和原则，需要细则进行落实，但作为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它已充分体现了wto协议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状况，是一部较为完善的用于调整外贸关系的法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新内容新的对外贸易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出台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规则。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立法者对旧的外贸法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在新的外贸法中增加了新的制度。
（一）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对外贸易经营权在我国旧的外贸法体制下，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履行wto承诺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将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扩大到个人就成为必要。新的对外贸易法规定，“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以对外贸易基本法规则的形式明确了个人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变化。依照旧外贸法的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不但必须满足外贸法所规定的条件，还必须得到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对外贸易都必须通过外贸制度来进行，无形中增加了对外贸易活动的复杂性，严重的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与各国允许自由进行对外贸易的普遍实践不符，也有悖于wto贸易自由的精神实质。新的外贸法摒弃了这一计划体制衍生的陈旧的制度，规定只要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或有其他执业手续，并在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了备案登记，无论个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可以经营对外贸易，即以登记制代替了审批制。
新的外贸法遵从wto崇尚贸易自由的原则，改变了旧法中限制贸易自由的规定，消除了进行对外贸易的资格限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营贸易制度新的对外贸易法增加了关于国营贸易的规定，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可以对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外贸法中的国营贸易管理制度源于 gatt1994第17条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第8条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各缔约方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建立或维持国营贸易，即对部分领域的货物贸易，授权特定的进出口企业经营，但国营贸易企业也应遵守wto一般规则的约束，按照非歧视的原则组织活动。由于国营贸易具有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的作用，因而在一国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外贸法中，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对于我国来说，国营贸易在维持国计民生，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项重要的制度在旧外贸法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与我国的现实以及各国的外贸立法是不相一致的。尽管新的外贸法只对其做出了原则的规定，但是我国立法首次以位阶较高的基本法律形式对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外贸立法与各国普遍立法实践趋向一致，一方面也是我国立法重申wto规则的表现。
条是关于进出口自动许可的制度。 [2]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wto为保证成员国间的贸易自由和扩大市场准入，制定了《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两种许可证制度，一是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一是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是为国家统计进口贸易提供数据，是各国对进出口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新的外贸法以明确法律条文的形式给予这种制度以合法依据，从法律上肯认了这种制度存在的价值，是对我国外贸法的完善，也是在实践中管理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
（四）对货物、技术及服务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制度旧外贸法已有关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某些货物、技术及服务的制度，主要集中在该法第十六和十七条。新的外贸法也用两条对采取必要措施进行了规定。与原来外贸法分别规定采取限制措施和禁止措施不同，新的外贸法在第十六条中将限制或禁止措施进行了合并规定，而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的安全例外。从具体内容上看，新的外贸法在原来外贸法的基础上，增加了wto规则中规定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一些情况，同时对原来外贸法的措词进行修改而与wto规则的措词保持一致。如根据gatt1994第19条“一般例外”增加了国家可以为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采取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可以实施与黄金或者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根据gatt1994第20条“安全例外”增加了第十七条关于国家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的规定。此外，新的外贸法还增加了一项补漏规定，即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和禁止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26条及27条。根据wto的服务贸易协定，新的外贸法增加了人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的例外和安全例外。与原来的外贸法相比，新外贸法关于对货物、技术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采取必要措施的规定更加详尽和贴近wto规则。
（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这项制度是新外贸法一项全新的制度，而原来的外贸法中丝毫没有涉及该部分内容。新的外贸法专列一章对其进行规定，足见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视。尽管我国的专利法、商标法以及著作权法都已根据trips协议进行了修改，但毕竟这些法律只调整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关系，而对于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却没有涉及。同时，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外国当事人对我国的出口产品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日渐增多，而我国尚未有明确、专门的规定对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贸易中的保护，造成我国与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不平衡。因此，新的外贸法专门设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章对国际贸易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规定。这章规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或说凸现了两个原则，一是保护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是严禁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以保护对外贸易的秩序。这两项规定充分体现了trips对于知识产权的态度，即“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保证知识产权实施的措施和程序不致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3]具体而言，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通过由国务院对外经贸易主管部门采取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进口有关货物的行政措施来进行 [4]；在第17条中也列举了几项构成损害对外贸易秩序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如一揽子许可、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 [5]，并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对其采取必要的措施。该章的最后一条规定了我国政府可以对未能给予知识产权方面相应保护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采取相应措施。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维护了我国在外贸活动中知识产权方面的正当利益，但与美国301条款面临的问题一样，可能会由于在发生争议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和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非议。
（六）对外贸易秩序的制度新外贸法一改旧外贸法对外贸秩序只有零散几条规定的方式，而专设一章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规定。与旧法相比，新法具有以下的变化。1、单列一条规定了外贸活动中反垄断的内容，并规定了对该行为的处理方法。2、对外贸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列举了诸如低价销售商品、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规定了针对该行为的行政措施。3、增加规定了破坏对外贸易秩序的行为，如走私、逃避认证、检验、检疫等行为。4、增加了将违法的进出口商名单向社会公告这一措施，给违法者以巨大的市场压力，从而促使其遵守对外贸易秩序。新外贸法单列一章规定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应遵守的对外贸易秩序，将旧法零散的规定重新整合并加以完善，形成了系统化的一整套制度，对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七）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新外贸法的第七章是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制度。旧法中关于贸易调查的内容只体现为一个条文，即“发生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时，国务院规定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作出处理”，新法则用了三条六款七项条文对此制度进行了规定。与旧法相比：一是确定了采取贸易调查的主体，即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其会同其他部门进行调查；二是增加了调查的事项，原法调查的内容仅限于为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时需要调查的情况。新法则规定了七项调查的事项，包括他国贸易壁垒、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规避对外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等，且有一项补漏规定，即所有可能影响外贸秩序的事项都在调查的范围之内。[6]三是增加了关于对外贸易调查的程序以及方式的内容；三是增加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配合、协助义务以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新法在旧法仅有一个条文的基础上，将对外贸易调查发展细化成为一项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制度，不但增加了调查的事项，还规定了调查遵循的程序和调查采取的方式，并且对于调查程序具体实施中的协助、保密义务也有所涉及，不能不说已经是一项比较完善的制度。对外贸易调查是对外贸易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对外贸易管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一项完善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顺利进行，能够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对外贸易秩序。
这一制度体现在新外贸法的第八章，共有十一个条文，与旧法简单的三条相比，无疑反映了对外贸易救
济制度内容的丰富和进步。首先，明确了“反倾销措施”的说法。[7]旧法中只提到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损害，但并未将这种措施总结为反倾销措施。其次，增加了第三国倾销的内容。[8]如果进口到第三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对我国的产业造成损害或威胁，我国政府可与第三国政府协商以采取相应的措施。gatt1994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一缔约方领土内一己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则倾销应予以谴责。”即gatt1994并没有将倾销的受害国限于倾销产品的进口国，如果倾销产品给另一国造成损害，也属于 gatt1994谴责的倾销行为。在新外贸法中增加第三国倾销的规定，与wto协定关于反倾销的内容相一致，给国内产业提供了更有力的保护。第三，将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由原法的“任何形式的补贴”改为“专向性补贴”。[9]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可以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10]对于不可诉补贴，其他成员可在事实基础上对其不可诉资格提出质疑，但不能仅仅依此就限制另一成员方对该项补贴的采用。而绝大部分不可诉补贴都是非专项性补贴，我国原外贸法规定可以对任何形式的补贴采取必要措施是违反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因此新法对此作了修改，以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第四，增加了对服务贸易采取保障措施的内容。随着服务领域的开放，外国的服务将会大量涌入我国，为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规定这种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第五，增加了因第三国限制进口而导致的进口数量激增而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完善保障措施的内容，给国内产业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第六，据wto规则，增加规定了当其他成员国违反wto协定而使我国的条约利益受损时，可以据条约暂停和终止履行我国义务。第七，增加了建立对外贸易应急预警机制的内容，以应对对外贸易中的突发和异常情况，体现了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维护机制的完善。第八，对规避救济措施的行为采取反规避措施，保障救济措施的施行。
新法中关于对外贸易救济制度的内容体现了wto协议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应对在我国在入世的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的措施，比原法的三个条文的规定全面和完善，更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九）法律责任制度旧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只有寥寥四条，只对对外贸易的走私行为、违反外贸管理秩序的某些行为、对外贸易工作人员的违反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定，违法者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通过海关法进行处罚，此外还有由国务院撤销外贸经营权的处罚方式。新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体现于该法的最后一章，与旧的外贸法相比有以下变化：一，规定了违反某些具体制度的处罚措施，如规定了违反国营贸易管理制度的责任；二，有层次的规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健全了严格的法律责任。首先是刑事责任，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同时禁止违法者从事有关货物或者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活动；三，具体明确的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措施，如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四，规定了禁止外贸经营活动的具体措施、方式或途径；五，给予被处罚者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新外贸法关于法律责任的制度凸现了该法的行政管理性质，使得这部行政法更为完整和系统化，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制度能更好的保证实体法律部分的实施。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的wto基本原则在wto协定的众多规则中，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共同的基本原则是wto的精髓，体现着wto的基本精神。wto的众多具体规则都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新的外贸法不但是适应新形势下对外贸易发展要求的产物，更是我国作为wto成员国履行wto协议的义务的体现，因此，在我国新的外贸法中渗透着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外贸法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wto的协议中对基本原则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了不同的归纳，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wto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
（一）外贸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外贸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待遇。” 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是我国外贸法对wto“非歧视原则”的落实和细化。非歧视原则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可是说是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非歧视原则的两个主要体现，此项原则贯穿于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协议之中。外贸法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条约和协定给予缔约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时将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这一原则不再只是国际条约义务，更是国内法的义务，具有国内法的效力。通过在外贸法总则中规定这项原则来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务，给予了非歧视原则实施的充分保障。旧的外贸法中已有这项规定，是为与wto规则接轨，从而达到尽快加入wto的目的，但在新形势下重申这项规定以履行wto协定的义务与其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外贸法中的市场准入原则这一原则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实际上，关税保护原则、关税约束和减让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按承诺开放服务贸易的原则等都可以纳入市场准入原则。这些原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涉及的领域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使商品和服务享有稳定的、不断改善的市场准入条件。
外贸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体现了我国给予市场主体在货物、技术以及服务的进出口方面的自由，禁止对货物、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进行数量限制。同时，外贸法对数量限制的例外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外贸法的第十六条是与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相对应的禁止数量限制的例外，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的某些重大利益；第十七条是新增加的内容，是与gatt1994第21条相对应的安全例外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服务贸易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况。与wto规则相一致
，我国新的外贸法将禁止数量限制作为一般原则，同时规定了某些可以采取数量限制的例外情形。
（三）外贸法中的透明度原则gatt1994的第10条—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是关于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所谓透明度，指成员方普遍适用的有关进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及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都应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知悉。 [11]gatt1994第10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实施的关于下列内容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应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产品的海关归类或海关估价；关税税率、国内税税率和其他费用；有关进出口产品或其支付转账、或影响其销售、分销、运输、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其他用途的要求、限制或禁止。任何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实施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12]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各成员达成了《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在该决定的附件中，列举了需要进行通知的清单，包括关税、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估价等一系列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容。
新外贸法贯彻了这一重要原则，具体体现在外贸法的第11条，第15条，第18条，第28条之中。外贸法的第11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应公布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和经授权经营企业的目录；第15条规定，实行自动进出口许可的货物目录予以公布；第18条规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加以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应予公布；第28条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其他部门需公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准入目录。可见，新的外贸法已将wto这一重要的原则贯穿于对外贸易的管理过程之中，是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表现，给wto贸易政策评审提供便利，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的透明化，增强了进出口贸易的可预见性，对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外贸法中的公平贸易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是指，wto成员方和出口贸易经营者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尤其不能采取倾销和补贴的方式在他国销售产品。 [13]尽管非歧视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贸易条件，使市场主体或成员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但在wto协定中提到公平贸易原则时，通常指的是关于倾销和补贴的规则。
外贸法的第41条、第42条、第43条是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定。如果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口至我国市场或第三国市场，对我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我国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我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直接采取反倾销措施和与第三国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措施；如果进口产品得到了出口国家的专项性补贴，对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外贸法根据wto协定，对倾销和补贴这两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以扭转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除此之外，我国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秩序一章中还规定禁止外贸经营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也是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作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特点新的外贸法应时应事而生，无论在结构，内容还是功能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外贸立法的进步和完善。这些特点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法的篇章结构趋于完善，各章内容有机联系，体现了外贸管理的逻辑顺序，形成了前后有序一整套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新的外贸法分为总则（第一章）、外贸活动主体（第二章）、贸易的具体形式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四、五章）、外贸的市场秩序制度（第六章）、外贸管理特有的调查制度（第七章）、违反公平贸易的救济制度（第八章）、促进外贸的辅助制度（第九章）、责任制度（第十章）以及附则（第十一章）几个部分。这些部分按照对外贸易管理的逻辑顺序排列，前后紧密相联，涉及外贸管理的全部内容，改变了旧外贸法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形。
（二）外贸法全面贯彻了wto的基本原则。外贸法的修订目的之一为履行我国的wto协议的义务。在新外贸法之中渗透着wto的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 等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外贸法并未完全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对于wto协议的某些规定尚留有余地。虽说履行wto协议是我国作为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但外贸法是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国内法，应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实。因此，立法者在修订外贸法的条款时，一方面遵循了wto 协议的规则，一方面将我国对外贸易的现实作为立法的主要考虑因素。如在数量限制的例外这项制度之中，外贸法就有一项补漏规定，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可以禁止或限制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且在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临时决定制或者禁止前款规定目录以外的特定货物、技术的进出口。这就给予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一个根据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现实情况，为保护特定的利益和维持对外贸易的秩序，而作出相应决定的法律空间，从而适应我国外贸活动的变化发展的复杂情况。又如在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一章中，外贸法强调了禁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原则，主要是为在实践中保护我国技术进口方的利益，是鲜明体现我国现实的一项规定。
（四）外贸法对很多制度都只是进行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需要配套的具体制度对其加以细化。对外贸易管理和控制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多，涉及的管理部门多，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外贸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规定，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有违外贸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外贸法是管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只对外贸活动中一些基本的问题作出规定，其中的具体制度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细化规定。如关税制度、海关估价制度、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备案
制度、商品检验制度、原产地管理制度、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等都需要外贸法之外的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进行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具体制度在外贸法的基础上构建，与外贸法共同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法律的框架体系。
（五）外贸法的职能不再限于对贸易主体的资格、对外贸易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消除外国贸易壁垒已成为了外贸法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外贸法逐渐具有了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14]新贸易法总则的第七条规定，我国可以对外国的歧视性措施采取相应措施；第三十一条又特别规定，我国对在知识产权方面未能给予我国国民待遇的国家、地区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第四十七条规定我国对不遵守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可以中止或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三条集中反映了外贸法对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利益行为的抵抗，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法的防御性和战斗性。外贸法不再只是管理法，更是保护法，对维护我国入世后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正当权益、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外贸法增加了国家服务和保护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容。例如，外贸法增加了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1条），强调了国家应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第54条）。同时还规定国家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第58条）。新外贸法注重国家对外贸活动服务的提供，体现了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服务功能，是对过去外贸法单一管理功能的修正，是市场经济下外贸活动的必有内容，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尽管新的外贸法在各方面较之旧外贸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是适应了我国入世和外贸发展现实状况的一部外贸法律，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外贸法的基本法性质决定了其规则不可避免的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因而必须及时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才可以使之有效的实施，否则就会出现某个领域无法可依的状态，从而影响外贸法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次，新外贸法还涉及到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在依据外贸法解决相关问题时，需处理好该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以保障外贸法与相关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对外贸易的秩序。
[10]见《关于解释和适用gatt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11]姜圣复 《wto法律制度》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 第95页
[13] 《wto的基本原则》载《法律与生活》2000年第4期 第15页
[14]沈四宝 马其家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若干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5月 第66页
1.专控贸易缺乏透明度。一国对哪些产品实行专控贸易，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进行专控贸易，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营运常常是不透明的。
2.专控贸易垄断权的实行对贸易结果的水平和公正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_个主要的问题是，对国家专控贸易的监控、约束很有难度，“当GATT第17条与政府采用国家贸易措施来削弱GATT的其他义务时，该条款总的约束是弱的。”又如，GATT第2条第4款规定，当某政府对已受约束的产品进口保持垄断，根据约束，这种垄断不应“超过保护量而提供保护……”可是，这很难监视，而且，许多产品不受约束。这可能使专控产品贸易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3.它冲击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业已确立的基本原则，扭曲市场。“由于经营国家专控产品的单位(或企业)处于一种垄断地位，其经营方式既可相当于﹁种变相关税，又可作为一种独特的数量限制，若不加以规范就会逃脱关税减让与禁止数量限制的法网”。道理不难理解，得到专门授权进行垄断经营的企业以一定价格进口某种专控产品后，大幅加价后出售给国内消费者，实际上就相当于加征关税的进口，而专营企业基于某种原因压缩专控产品的进口数量，又相当于进行进口数量限制，并且，在专控(垄断)贸易下“国内市场的价格实际上与世界市场价格是没有关系的，与国家稀缺价格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其结果将扭曲国际贸易。
4.不利于“市场准入”原则的实现。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中“直接政策控制通过使用独立的、未宣布的和不受限制的政策手段，可能抵消或损害市场准入机会”。
规范国家专控贸易的规定主要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确立，而乌拉圭回合“货物贸易多边协定”达成的《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本文以下简称《谅解》)对相应规则进一步加以完善。概括起来，关于专控产品贸易的规则主要有：
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透明度要求尤显重要。它要求WTO成员涉及专控产品贸易时必须履行必要的通知义务。
1.设立专控产品贸易单位的通知义务。《谅解》第1款即要求：“为保证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活动的透明度，各成员应将此类企业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以便根据第5款设立的工作组……进行审议”，只要这些企业：(1)被授予独占权或特别权益;(2)其购销活动足以左右该成员方的贸易数额或进出口方向;(3)包括政府与非政府团体。《谅解》第3款还要求无论这类企业是否实际做进出口业务，均应按1960年GATT关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调查表格式(BISD9册184-185页)进行通知。
2.国家专控产品以及贸易信息的通知义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第4款要求：“(a)缔约各方应把本条第1款(a)项所指单位经营的、由其境内出口或向其境内进口的产品通告缔约方全体。”即世贸组织成员应将本国实行专控贸易的产品向缔约方全体加以通告。但专控贸易产品如果是政府用来自身消费，并不另作转售或加工成要出售的货物的话，则可不作通告。
WTO成员对专控产品的通知义务还有一项，即“应于经营该产品大宗贸易的另一缔约方请求时，将最近有代表性时期该产品的进口加码，若做不到时则为转售价，通告缔约方全体”即成员有对专控产品的贸易(价格)信息予以通知的义务。这里的“进口加码”即指专控产品的贸易企业在本国转销进口产品时，可起到变相加税作用的那部分加价。该加价如太高，无疑将抑制此类产品的正常贸易秩序。
3.《谅解》第4款更加进一步对通知义务作了完善性规定“任何成员如有理由认为另一成员未充分履行其通知义务，则可向有关成员提出该事项。如该事项未得到满意解决，则该成员可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以供根据第5款设立的工作组审议，并同时通知有关成员”，由工作组审议、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这是进一步从程序上保证透明度的实现。
当然，透明度原则是有例外的，即通常所指的维护法律、公共利益，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例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第4款(d)项规定：“并不要求任何缔约方泄露机密资料，凡该资料阻碍法律执行或在其他方面违反公共利益或损害某些企业合法商业利益者”。这表明，为实施法律、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企业合法商业利益，可不履行相关贸易信息通知义务。
这项原则要求实施国家专控产品贸易时，对非专控贸易以非歧视待遇。GATT第17条第1款(a)项规定专控产品贸易企业“在参与进出口购销活动时，均应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政府管理私人贸易企业的措施需遵循非歧视待遇的总原则办事”，同时该条(b)项又规定：“要求这些单位除充分注意本协定其他规定外，只从商业考虑作此种购销活动，这包括诸如价格、质量、货源、营销、运输及其他购销条件在内，并按照商业习惯为其他缔约各方的企业参加购销竞争提供足够的机会”。由此可见，非歧视原则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1)进行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应遵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其他条款业已确立的基本原则，如第11条(普通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第13条(实施数量限制的不歧视原则)等等。例如专控产品贸易企业向国外订购某专控产品时，不应对国外贸易供销商歧视性地使用配额，这样才不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3条的原则。(2)在具体贸易过程中，要求专控贸易企业在价格、质量、货源、营销、运输及其他购销条件等方面，只按“商业理由”考虑进行交易行为，而不能依从政府诸如政治影响、外交交易等非商业因素考虑从事专控产品的贸易。成员政府应将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购销活动置于与其相竞争的其他企业相平等的地位上，为缔约他方的企业“参与购销竞争提供足够的机会”，使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实行公平、公开的招标，质优价廉者中标等。需要说明的是，非歧视不等于指专控产品的贸易企业不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购销同一产品，而只要其确定交易时出于“商业理由”即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附件九在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中即说明：“本条规定不妨碍国家根据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销售一种产品，但所点定价格应出于商业理由，符号出口市场的供需条件”。显然，经济学上的供求关系、价值规律已经用于对贸易规则的解释了，而这是合理的。
为了对专控产品贸易进行监督，GATT第17条第4款(c)项要求，一个缔约方有理由相信其依本协定利益受到第一款(a)项所指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损害，并提出请求时，设置、保持或授权该企业的缔约方有义务提供其适用与执行本协定规则的有关资料。以此保证对专控产品贸易进行必要的监控。
由于一国政府“很容易出自非商业理由或动机，以自己有权控制的贸易手段达到非经济目的”。因此，GATT第17条第1款(c)项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妨碍其所辖的任何单位(不论是否属于本款(a)项所指单位)按本款(a)、(b)两项规定的原则办事”即禁止成员国政府干预专控产品贸易企业依“商业考虑”不歧视地进行产品贸易。此规定进一步从制度上防止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可能造成的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如有违上述不干预原则，则WTO的其他成员可按《谅解》规定，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审议要求，甚至启动DSU争议解决程序。
GATT/WTO的各项规则原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理论基础上，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但事实上，不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员，“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里，同样也存在类似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国营贸易企业(即专控产品贸易企业)”。这样，GATT第17条及《谅解》对这一问题确立的规则是有其普遍而重大意义的。尽管业已确立的有关国家专控产品贸易的规则、纪律已相当细致，但由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问题的复杂性，专家们仍然对此忧心重重。世贸专家约翰·杰克逊明确断言：这是世贸组织体制的一个缺陷，“当我们说起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时，在某种意义上，平等并不是平等。部分原因是因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制本身具有某些缺陷。其缺陷之一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处理所谓的国家专控产品的贸易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专控产品贸易做法十分普遍。甚至，在一段时期我国几乎所有进出口贸易全由国营贸易企业(国营外贸公司)专营，这使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变得更加困难并旷日持久。如今，我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出于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对一些特定产品实行专控贸易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对国家专控产品贸易企业的商业行为，中国政府已承诺不作干预。由于国家专控产品贸易问题的实质是外贸经营权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庄严承诺：
1.在三年过渡期内(2002—2004年)，我国将逐步放开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得性。2004年4月7日公布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已明确：中国关于对外贸易主体的资格实行登记备案制，并且规定包括中国的个人在内都可以取得对外贸易的经营权;
2.根据我国的情况，我国的国家专控贸易产品实际上分为两类，即“国营贸易产品”和“指定经营产品”。对于《加入议定书》附件2B所列的指定经营产品，如天然橡胶、木材等，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三年内放开经营，取消贸易权限制，允许其他企业公平参与进出口贸易竞争。“指定经营产品”的国家专控程度相对低些;
本文拟从立法定位、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三方面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法》修订的九条思路，并据此对修订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思路1：《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首先应进一步统一和明确这部法律的调整对象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的对外贸易管理关系。因此，对外贸易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范畴，而属于内国涉外民商法的范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这一定位，保持其调整对象的稳定和统一。
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第12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应当信守合同，保证商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第13条第2款在规定外贸制时指出：“接受委托的对外经营者应当向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商品价格、客户情况等有关的经营信息……”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都是私法层面的问题，不属于《对外贸易法》规范的范畴。《对外贸易法》修订时应当将这些问题归还给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规范。
诚然，私法上义务的违反也会引起主体在纵向法律关系上的责任，如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在行政管理法上应具体规定主体私法层面上的义务。否则，既可能引起法律规定上的重复，也可能引起法律规定上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提出“将外资法纳入外贸法中，使外贸法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外经贸法”(注：参见张汉林、郭浑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年3月4日)。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两者的相互促进关系日趋明显，但用一部法律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统一进行法律调整殊有不妥。其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侧重于产品、技术或服务的跨境流动，而国际投资则侧重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外贸与外资法的调整对象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政府管理外贸和外资的内容与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调整对象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明确，《对外贸易法》调整和规范的外贸管理关系是针对祖国大陆这一“法域(legalterritory)”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对单独关税区进行原则性规定(注：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体系》，载《国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另见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作为独立关税区或作为独立法域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管辖的范畴。除宪法性规范以外的法律规范，其适用的范围均只限于祖国大陆这一法域范围，没有必要在这一类法律当中另行规定其他法域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思路2：《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定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呈现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并驾齐驱的发展趋势。2001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6.2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而全球的技术贸易量也早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1994年制定的我国《对外贸易法》已充分注意了国际贸易“三位一体”这一发展动向。《对外贸易法》第2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与此同时，《对外贸易法》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便是依照“三位一体”的立法体例而展开。
然而，《对外贸易法》在国际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规定上是失衡的，在立法的逻辑结构上亦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仅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国际服务贸易的限制与禁止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许多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制度均未涉及。因此，建议将相关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尤其应当充分借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业已确立、并为各成员方所认可的服务贸易管理措施，形成我国完整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
其次，从严整的立法体系而言，我国《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和第六章(对外贸易促进)所规定的外贸管理制度应当既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也适用于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然而，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许多制度却全然是针对货物贸易而制定的。例如第29条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第30条关于反倾销的规定、第31条关于反补贴的规定都是在货物贸易项下而言，未曾涉及服务倾销、服务补贴和服务保障措施的问题。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应当将类似服务倾销、服务补贴和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措施(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0条已对服务的紧急保障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等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和维护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秩序的措施纳入进行规范，使三位一体的立法格局真正得以突现。
应当指出的是，WTO现有的《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都是针对货物贸易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WTO的协定》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项下的专项协议。其所针对的范围与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并不完全相同。
(一)思路3：《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8年来国际经济及我国外经贸发展对外贸管理制度的新诉求
《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初衷在于通过促进和保护等方面的措施始终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符合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潮流，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19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以。